第三十九章:咸丰(1/2)

大清朝这个时候哪里会有什么洋务的人才,所谓洋务,早被人戏称为夷务,这图鲁别说说洋话,第一次在香港见到洋人都差点儿吓了一跳。

不过这事儿非他出马不可,怎么说他也是乌兰泰的小舅子,换了别人去,乌兰泰也不放心。

购置洋枪,顺道儿再给姐夫捞一笔银子,其实就是图鲁的任务,至于什么洋枪、洋炮图鲁自然是不懂的,他也不需要懂。

早前,他就联络了一个什么康白度,具体的事项都由此人负责。

所谓康白度,其实就是买办,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经营对外贸易的公行中就已设置买办为外商服务。当时的买办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为停泊在黄埔﹑澳门水域的外商船只采买物料及食品的商船买办;一类是在外商商馆中代外商管理总务及现金的商馆买办。

买办一职,中国人不得随便充当,外商亦不能任意选雇,受到清政府的严格控制。

为突破这一限制,美国在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获得清政府承诺,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等项,由外商与中国人自行协议,中国地方官不得干预。买办的身份与性质从此完全听从外商主东的决定。

在明朝时期,买办为专为宫廷购物的官方代理人,当时盛行的是公行制度,从“防范夷人章程”总可看出有关买办记载:外国官馆所需守门,挑水等项人夫,“责成买办代雇,买办责成通事保充,通事责成洋商保充层递减制”。其中通事主要向外宣布政府法令,为外商写禀贴,通报关税,领取传播出入证乃至装货,卸货,检验,招雇驳船几搬运工人等,并防止“奸民”与外商勾事。买办则处于通事以下,是专为外商服务的仆役头目,地位较低。

只不过随着鸦片战争的胜利,买办才开始炙手可热起来,西洋各国迫切希望能在中国获得潜在的巨大市场一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但是它们的道路走得并不上一帆风顺的,销售洋货异常困难,因此,正迎合了西洋各国寻求中介代理人的需要,买办不仅是洋行的总管,账房和银库管理员,还是大班的机要秘书。

由于熟悉英语和对外贸易,最早的买办有广东的掮客转变而来,随着口岸开放增多,租界、变广,经济业务扩大,买办紧缩,以前以合同形式与洋行形成临时雇佣的掮客逐渐成为固定的代理人即买办,且在上海一个英国人就开办英字话馆培养英语买办,一个法国人则设塾授英,法,意三种语言的买办;由外商的资助教会团体也介绍教会中有才能者“同洋行输送买办”,不少教友因买办而积巨资,多成一时之富。

此次居中为图鲁疏通关系的乃是一个叫李亨利的买办,此人乃是香港为数不多的买办之一,又与广东官场联系紧密,因而倒是颇得信任。

李亨利是香山人,原名李保利,后来改了洋名,摇身一变,算是变成了半个洋人。到码头来迎接图鲁,他顶着洋礼帽、一根文明杖、一身酷西装、一双亮皮鞋,带着一副漆黑的墨镜,活脱脱的买办样子,见了图鲁便伸出手来:“密斯,古德漠你。”

图鲁见这家伙穿着怪异,举止更是无礼之极,心里就开始后悔了,心里说:“这人是不是脑子有失心疯,见了本大人也不请安,这是什么道理?”

李亨利见图鲁的脸色黑下来,也只好道:“大人好。”

图鲁这才脸色缓和了一些,不过心里头仍有不快,一个洋人跑腿的竟也不给他打千,这人倒是倨傲的紧啊。

李亨利请图鲁上了他的马车,便开始滔滔不绝的谈起生意来,图鲁也只是听得似懂非懂,在车厢里头又困又累,连连打着哈欠。

倒是李亨利体贴的很:“大人精神不佳,不如去用点儿福寿膏提提神吧。”

于是便带图鲁到了一个大烟馆,图鲁倒是个行家,这福寿膏也是有点儿瘾头的,这才和李亨利拉近了些距离。

吃完了烟,自然是带图鲁四处转了一圈,随即便请他入住到一处旅店歇息。

图鲁其实也不急,到底朝廷让不让买,又打算买多少现在还不是定数,便在此住下,他不是个安分的人,又有李亨利给他牵线搭桥,立即便在香港寻了一个相好,日子过的比神仙要快活的多。

在另一边,乌兰泰则焦急的等待朝廷的消息,而朝廷里,一场暴风骤雨也正在酝酿。

天气还算晴朗,圆明园北远山村里倒是祥和的很,一干大臣们等候多时,咸丰皇帝才姗姗来迟。

咸丰显然一夜未眠,这个刚刚即位的青年皇帝,在即位不久就遇到了极大的政治危机。

咸丰是个麻子,因为幼时生了天花的缘故,再加上少年时摔瘸了腿,这两样缺陷让他在焦急时尤其的敏感,一双眼睛扫视下头的臣子们一眼,咳嗽一声:“乌兰泰的折子又来了。”

“哼,朕就知道,先前的大捷都是虚的,真要有大捷,为什么还要上折子买洋人的枪炮?这是辱国,是欺君!这个向荣,朕他是个忠厚人,想不到竟作出这样的事。”

“穆彰阿,你来说说看,朕要怎么处置?”

军机大臣里头,穆彰阿算是先帝道光最信任的人,他是满人,又是满人之中少有的中了进士进入仕途之人,之后累迁礼部侍郎,历任兵部、刑部、工部、户部侍郎。道光初年后,受到道光帝的信任,由内务府大臣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两署漕运总督,继授工部、兵部、户部尚书等职,并自太子少保晋太子太保,充上书房总师傅,拜武英殿大学士。之后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次年授军机大臣,蝉联十年,至道光十七年又升任首席军机大臣。终道光朝,恩眷不衰,前后担任军机大臣凡二十余年。

道光在时,他圣眷正隆,如今换上了咸丰,就大不一样了,咸丰刚刚即位,对这位军机已满肚子的不满。这一次点名让他说话,倒是有点儿为难他的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在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期间,穆彰阿主张维持鸦片走私现状和对外妥协投降,在道光帝的对外决策中起着很恶劣的作用。鸦片战争爆发前,他包庇鸦片走私和官吏层层受贿,阻挠禁烟,对于道光帝授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大权,深为嫉妒;战争爆发后,他极力打击以林则徐、邓廷桢为代表的抵抗派,主张向英国侵略者求和。

他先赞同琦善对英军妥协求降,以后更支持派遣耆英等为代表与英国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继而与美国、法国等签订其他不平等条约。在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派往广州查禁鸦片时,穆彰阿虽不敢公然反对和出面阻挠,暗地里却伺机进行破坏。当英舰北上大沽口进行威胁时,他看到道光帝“意移”,即由主战动摇为倾向于妥协,便以“开兵衅”的罪名加给林则徐,表示赞同和议,促使道光帝“罢林则徐,以琦善代之。”而当琦善在广州向侵略者委曲求全,擅自与义律谈判赔款与割让香港的问题败露以致被革职锁拿回北京等候审判时,他又示意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等出面要求道光帝对琦善从轻处理;到奕经被任命为扬威将军派往浙江主持战事,他又保举琦善随军“戴罪立功”。

另一方面,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鸦片战争和战后推波助澜,为英国侵略者张目,连续制造冤案,阻挠抗英反侵略斗争的进行,林则徐、邓廷桢的被远戍伊犁,在台湾坚持抗英斗争的姚莹、达洪阿被革职押解进京,都与他从中陷害有关。在战争进行期间,他持消极态度,反对对英军侵略进行自卫反抗,江浙每一败仗警报,他就“相顾曰:‘如何!’盖谓不出所料也。”等到战争结束时,他又公开表示:“兵兴三载,糜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剿之与抚,功费正等,而劳逸已殊,靖难息民,于计为便”,竟全盘否定东南沿海四省广大军民浴血抗战、流血牺牲的战斗。而也正是他有资格劝说道光帝接受英国侵略者所提出的全部不平等条款。此后,他更进而支持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不过说来说去,鸦片战争的失败,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主要责任在道光皇帝。因为,无论是战争的决定权还是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以及高级官员的任免,决定权都是皇帝手中,穆彰阿最多也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穆彰阿的主要“罪行”,在于他主张“和议”,不意味着他反对禁止鸦片。

当初,道光皇帝接到了黄爵滋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感觉非常好,命各地重臣讨论,然后让军机大臣等草拟了新的“禁烟章程”。随后由大学士领衔,军机处等官员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拟就的包含39条内容的这个法律草案,真正的主持人正是穆彰阿。该草案后来得到皇帝认可,正式颁布实施了。一年以后,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建议对该“章程”的内容加以修改。其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对吸、贩鸦片的人的处罚过于严厉了,应该适当加以放宽。持这一观点的人,就是当时的礼部尚书贵庆。道光皇帝对贵庆等人的建议拿不定主意,就下令让朝臣讨论是否需要将原来的法律章程加以修改。穆彰阿等人研究了贵庆等的主张后,向皇帝上了奏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会议贵庆奏改禁烟例文折》中,穆彰阿对贵庆的要求放宽处罚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

先,坚决反对贵庆提出的对吸鸦片人减轻处罚的主张。当初,清政府对吸鸦片者的处罚是“枷”与“杖”,既枷号示众及体罚。后来,新的处罚措施是规定了一年半的期限,在期限过后,凡是抓到吸食者,则要“绞监侯”即死刑缓期执行。贵庆以为这种惩罚过于严厉,理由是对那些无知的百姓似乎不该这样严厉处罚也不好这样严惩。

穆彰阿等人反驳说,新的处罚规定实行一年多以来,各地效果不错,并没有遇到太大障碍。同时,将吸鸦片的人判处“绞监侯”是明文规定在一年半以后,现在期限还没有到,轻易就改变法律,一来是没有看到结果,就不能判断该法律是否可行;二来容易造成混乱,使人们以为政策有所变动,使本来正在戒烟的人又心生侥幸,最终导致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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